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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浮山下四时春聊聊广东方言 怎么说

栏目:地方方言阅读:131 时间:2021-02-03来源:词语网

客家人有一警句:“宁卖祖宗田,不丢祖宗言”。祖宗的语言,是他们在远离故乡,不得不挣扎求存于“瘴疠之地”时,仍然抱着庙宫未改,城社尚存的心态,坚守强势文化优越感的精神支柱,成为维系一个族群世代相传的重要纽带。

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位广东人,在广东出生,吃广东米,饮广东水长大,从小到大你填写简历时,籍贯一栏都是填广东。但有一天,冷不防有人问你:“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广东人呢?”你脱口而出的回答是什么?因为我在广东出生?因为我父母是广东人?还是因为我的户口在广东?

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广府、潮汕和客家三大民系中作过一个调查,到底广东人是根据什么认定自己是广东人的?结果,在被访对象中,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根据方言,其次是血缘关系,第三才是地缘关系。也就是说,人们是根据乡音,从茫茫人海中,找到自己的同乡的。就算你生活在梅州,但不会说客家话,你也不算客家人;就算你的户籍是潮州,但你不会说潮州话,走到街上也不会有人当你是潮州人。在广东人心目中,方言的位置就是这么高。方言的功用,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工具,而且是重要的感情交流工具。

以前,北方人把广东话一律称之为“禽声鸟语”。大清皇帝召见广东地方官员时,被他们一口一个“我哋、佢哋”搞得头大如斗,一怒之下,诏令闽粤两地都要设立正音蒙馆、正音书院,以驻防旗人为正音教师,全力推广普及官话。可惜驻防旗人本来就懒,又碰上广东这样的方言死硬派,推广了半天,广东人的舌头没有卷起来,正音书院却荒废倒闭了不少。

五岭之外,依然是一片鸟语花香。

今天,“推广普通话,迈向现代化”这个口号,喊得震天响。似乎方言成了现代化的障碍。其实,欧盟15个国家,统一了货币,统一了经济政策,也没统一语言,不是一样可以现代化吗?香港人在回归前也没有推广普通话,大家都说粤语,并不妨碍她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。事实上,广东话与现代化并不矛盾,说到底,普通话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,无须提升到道德与素质的高度,甚至与国家前途、民族兴衰挂上钩。

广东人都是很讲实际的,只要生活确实有讲普通话的需要,根本不用政府采取行政手段,他自然会去学、去讲。只要有助于他“揾食”,别说是普通话,就是非洲土话他也肯学。学普通话就等于学英语一样,多掌握一种交流工具,绝对有赚不赔,但不能为了鼓励学习普通话,就去践踏自己的母语。广东人并不拒绝学习普通话,而且他们的“推普”是不遗余力的,“煲冬瓜”的水平,与改革开放前相比,已不可同日而语,中青年一辈基本上都能听能说了。只要尊重事实,就不会否认这个巨大的进步。

今天北方人到广州的商店购物,大部分售货员都会主动和他说普通话;公务员也都会讲普通话了;城市的大部分学校都用普通话教学了。据调查,银行、邮局、公园、商店、的士等行业的普通话也都全部过关。这还不够吗?难道非要广东人在家里也说普通话不可?非要粤剧也用普通话来演唱不可吗?

在全国七大方言中,粤方言是最古色古香的,大量原汁原味的古汉语词汇和用法,像“企”(站)、“食”(吃)、“行”(走)、“颈”(脖子)、“渠”(他、她)、“晏”(晚)、“悭”(节省)、“无”(没有)、“银子”(钱币)、“卒之”(最后)、“姑勿论”(且不说)、“于是乎”(于是)等等,读起来儒雅之至,白话文早就没人这样用了,可在粤方言里,还大行其道,成为市井坊间的日常口语,甚至连“嗟”、“噫”这些古汉语中的感叹词,广州的小孩子也常冲口而出 解释:“嗟,怕乜?”(“嗟”白话读作“车”,含否定之意,“怕乜”即“怕什么”。)“噫,好肉酸!”(人们通常误把“噫”写作“咦”,其实在粤语中,两个字是不同的。“肉酸”意即“难看”。)使人不禁拍案惊奇。

广东人里有不少中原世家,古风余韵,虽废犹存。在台山人的家庭里,媳妇把家婆称作“安人”。安人,从宋代开始就是正从六品官诰命夫人的封号。除了台山,据说在花都、从化一带,也有称家婆为安人的。听起来颇有点官宦人家的派头,也许,这就是“祖上也曾风光过”的遗痕吧。

做客潮汕人家,主人奉上甜汤,情谊暖人

有人认为,粤语形成于晋代,所谓“北人避胡多在南,南人至今能晋语”。西晋时发生

“八王之乱”,继而出现“五胡乱华”的局面,这是一个北人南迁的高潮。故广东人“至今能晋语”,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。但清代广东著名学者陈沣认为,广州音最切合隋唐音,最方便阅读古文。他写过一本《广州音说》,专门解释其原因,“盖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中,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。”

人们所说的“粤语”,主要是指广府话,尤其是指以广州西关(上下九、第十甫一带)口音为本的白话。如果你想验证自己的粤语说得准不准,有一个办法,念念这首歌谣吧:“阿四阿四,攞条锁匙,开个夹万,攞两毫子,买斤荔枝,唔爱黑叶,要爱槐枝。”这首歌谣取衣韵,必须上下齿咬合,舌面向上,才发得出衣音。如果你能咬字清晰准确,就算会说正宗的白话了。

在粤语词汇中,据说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方言。广州人日常口语中,方言出现的频率,竟高达五六成。最令北方人头痛的,也许是广州话中大量的倒装句。北方人说“你先走”,广州人说“你行先”;北方人说“很感谢”,广州人说“多谢晒”;北方人说“太饱了”,广州人说“饱得滞”;北方人说“给你一块钱”,广州人说“畀一文过你”;北方人说“找不到你”,广州人说“揾你唔到”。如此等等,真是天涯同此路,人语各殊方啊。

在粤语文化圈里,常听到人们谈论起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掌故。当年,帝制倾覆,共和初肇,在中华民国国会里,要求奉粤语为我国“国语”的呼声很高,支持的票数,已然过半。但孙中山逐一去说服粤籍议员,劝他们放弃粤语,改投北京话一票。最后,凭着孙中山的人望,粤语仅以3票之差,败给了北京话。

揣测孙中山的用意,当时南北双方仍处于对立状态,既然清朝把北京话作为官话已经两百多年了,继续沿用下去,可以避免节外生枝,减少南北统一的障碍。这恰恰表现了南方人胸襟开阔,相让为国的精神。南腔北调,乃地理自然形成,本无所谓优劣,既然我可以奉你的语言为国语,你又何必非把我的语言斥为“鸟语”不可呢。

广东人始终坚持认为,白话是广府人的母语,福佬话是潮汕人的母语,客家话是客家人的母语。方言是一个族群的身份认同,是一种凝聚力。方言蕴含了丰富的地方人文内涵,一种方言的消失,势必会使它所传达的那种地方文化也随之萎缩和贫乏化。正如美国一位语言学家所说:“一种语言从地球上消失,就等于失去一座卢浮宫。”所以从文化的角度看,每一个地方方言都是一件极其脆弱的宝贵文物,里面蕴含的历史太多了,消失的话是全中华的巨大损失。所以普通话固然应该推广,但方言也不应听凭它消亡。

方言比文物还要脆弱

在广东这个移民大省里,各种方言错综复杂,四乡八镇,各有不同,甚至村头村尾亦相迥异。没有哪一种方言,能够把三州六府的乡音统一起来。即使人们力图从语言学上把它们分类,也往往予人绠短汲深的感觉。广东真是一座语言的大宝库。

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调查显示,有82.86%的广府人、39.18%的客家人和38.18%的潮汕人认为自己的方言比其他方言好听。同时也有37.06%的客家人和37.27%的潮汕人认为广府白话比其他方言好听,而广府人对潮汕话和客家话的“好听度”,评分却很低。由此可见,在广东地区,白话占了绝对的优势。

广东人的兼容并蓄,同样反映在语言上。近20年,大量华洋杂陈的港式粤语长驱直入,对粤方言所作的深耕改土,是历史上两百年都难以达到的。其结果,粤方言在最古色古香的美名之外,又增添了一个最多创新词汇的特点。“炒更”、“揾食”、“搞掂”、“无厘头”、“士多”、“T恤”、“的士”、“擦鞋”、“人气”、“案底”、“做骚”、“草根阶层”、“夹心阶层”等等新词,以及“他很阳光的样子”、“她苍白着脸”这些词法乱用的港式粤语,复畅行内地。

半个多世纪以来,广东还经历了两次移民高潮。一次是1949~1952年间,解放大军南下,土改大军南下,大批北方干部浩浩荡荡开入广东。另一次是1980年代以后,广东改革开放,在“东西南北中,发财到广东”的口号激励下,千百万北方人怀着创业梦想,奔赴广东这片热土,形成风起云从,百川赴海之势。粤语一度成为人们热衷学习的语言,许多地方都竞相开办了粤语速成班,报学者十分踊跃。我们从电视新闻上看到南下列车上的汹涌人潮,亦不禁瞠目结舌,叹为百年难见的奇景。

移民潮对广东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所带来的影响,是互动互补的。不管我们乐意与否,南北文化都在不断洗牌,民风民俗的丕革,已深入到每条街巷、每家店铺、每个公司、每户家庭、每个人的起居、饮食、衣着、娱乐、求职、婚姻等等庸常生活,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像深圳这个新兴城市,1982~1990年间,就有164.25万人口,从外地迁入,占了当地人口增长的96.62%,普通话在这里已差不多成为主要的交际媒介。如果还按传统的广府、潮汕、客家三大族群标准来划分它,未免有牵强之感。

当年杭州市一位政协委员在向政协会议递交的《关于保护杭州方言,防止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缺失》提案中写到:“当你来到四川茶楼里,发现摆龙门阵的人操的不是四川话;当你来到了非洲的某个部落,发现土著人全说一口流利的English(英语),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?当所有的城市都说同一种语言时,那么每个城市独有的吸引力就减弱了。所以,我呼吁要保护杭州方言。”

这说的很形象。